据说在上海的一次“扫黄行动”中，警方从某妓女的手袋里查出了三件物品：口红、避孕套和《文化苦旅》。这个传闻被评论家朱大可在其评论余秋雨的文章———《抹着文化口红游荡文坛》中引用。

　　如今，从“青歌赛”脱身的余秋雨新出版了历史散文集《寻觅中华》，读者却褒贬不一、是非短长、嘈嘈杂杂。《寻觅中华》是历史的“壳”与作者感悟的结合体，形象言之，即“人文景点+历史文化+感伤情怀+‘睿智思辨’”的结合体。倘用严格的标准来衡量，他的散文有很多方面的不足，而以煽情的文字(还应加上煽情的技巧)讲一些文科大学生所应知应会的文史知识，正是余氏散文作品的一大“长处”。

　　事实上，无论是之前的《文化苦旅》等著作，还是这本《寻觅中华》，余秋雨都犯了“太过贪心”的错误和忌讳，像“着了魔”似的凭“见常人所未见，思常人所未思”的叙述方式，便妄图把中国历史人物的灵魂和思想一网打尽，那简直是贻笑大方。余秋雨在大多篇章中，凭自己的头脑发热加进了某些虚构的故事情节，这就造成了以言之凿凿的面目向广大读者灌输有悖于史实真相的不负责任的效果。

　　像余秋雨这样，重了“外观设计”（语言、想象、故事情节），轻了“内墙砌砖”（历史的真实、真相），自然而然便使文章华而不实，缺少了应有的“文骨”（质品），削减了文章“质”的厚重和“品”的真正精华……换句话来说，内容真实性“缩水”，从而使散文远离踏踏实实的大地，远离了人性，而所缺的正是———赤子之心。

　　在余秋雨历史文化散文的热情、激情甚至矫情叙述中，在如同老房子失火般的煽情中，我们分明看到了：他只是一个勤于“传经布道”、期望寻找到“健全文化人格”的文化商人；只是一个忙于在故纸堆中“搜寻”古人、沉于在山水间“思索”古人、急于在文章中“宣讲”古人的文人。从这个层面上讲，余秋雨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散文家、历史学家，或者学者。

　　潘启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