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涂鸦

　　首都机场高速公路的建设成本是11亿元，但是现在他们已经收回来了18亿元，也就是说比建设成本已经高出了7个亿，多收了7个亿。按理说应该停下来不收了，但是他们好像没有一点儿歇下来的打算，还是一如既往，照收不误。北大的三个教授耐不住气，给他们算了账不说，还要求他们的主管部门把那多收的7个亿的支出情况细细道来，一五一十地告诉公众。

　　但是很遗憾，人家没有理他们：就不告诉你！

　　7月4日审计署公布了2008年第5号审计结果公告，被调查的16个省都有违规，但是，凡涉及具体省、县或单位时，公告只说“有的”、“一些”，一律不指名道姓，与此前李金华任署长时的做法迥然不同。没有任何法律文本规定审计公告必须指名道姓，所以人家就不告诉你不但让你无可指摘，甚至还显出了人家的温文尔雅。与此很有些类同的，还有银川的“小灵通”捆绑单位办公电话问题的清理，虽然说清理了55部，但这55部是哪个单位的是什么人干的，你虽然有知道的欲望，但人家也是就不告诉你。

　　就不告诉你怎么办？北大的三个教授说了，他们不排除采取法律行为。那么是不是一采取法律行为，人家就害怕了，就必须要告诉你？涂鸦觉得，并非那样乐观。倘若人家日能地也不把法律放在眼里，你又将怎么办？要知道，不把法律放在眼里的人，不在少数，虽然他们最终也没有逃过法律的“准绳”。另外，即便人家告诉了你，倘若是那种挤牙膏式的，那种犹抱琵琶半遮面式的，你又会觉得怎么样？还有，你如何确定人家告诉你的信息的真实性？有没有水分？有多大水分？诸如此类的问题多了去了，不把你三个臭皮匠折腾个半死才怪！

　　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必须向三个教授致敬！应该说，这起事件的昭示意义实在太大了。知识分子参与公共事务的自觉性，岂止是他们觉悟的一种表现，称之为一个民族的觉悟也不为过。这是昌盛时代的行为，也只有在昌盛时代才能够有这样的行为产生。国务院《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实施，无疑是这种行为产生的助推器。就政府而言，面对公众已经没有什么秘密了，特别是在行政费用的支出方面。收了多少钱，花了多少钱，怎么花的等等这些问题，都不应该被遮掩，都不应该成为秘密。至于应该怎样花，为什么应该这样花而不应该那样花，或者今年没有花而要搁到明年花等等这些问题，虽然还不能够成为一项公众决策，至少是公众代表的决策，但我们相信，路虽漫漫且道远，那个时刻也终究会到来。

　　参与权的实现是建立在知情权基础上的。傻乎乎的啥也不知道，别人举手你抬胳膊，别人点头你称是，完全一个傻老帽，木偶式参与，只会贻害事业、贻害百姓。所以，从这个层次上来看，知多少情知的是什么质量的情，决定着你的参与范围和质量。从一定意义上讲，参与权更是权力制衡的重要依托。试想，如果有了广泛的参与行为，或者叫制衡行为，山东某市的领导能够为所谓文化城建设投资300多亿元而那样声嘶力竭地狂呼乱喊吗？他敢吗？说到这里我们也不难明白，“就不告诉你”行为之所以能够产生甚至成为一些部门和领导的狂妄之举、霸权行为，皆缘于那个叫民主的东西虽然是个好东西，但却时常与我们有一段距离，头上裹着层细细的白纱。